台州边界行 温岭大溪 盘山 村:正在消逝的村庄

01 月 19 日

小店没了,买东西只能外出,一来一回并不方便。

   

第六站  温岭大溪·盘山村

大溪镇,温岭市西北端,西接乐清大荆,是台州市与温州市的交界处,距温岭市区14.5公里,盘山在它的西北端,距大溪城区20分钟的车程。

   盘山村不为人熟知,因为它只是无数个村庄之一,除了地理,并无特殊。但从盘山出发,你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乡土中国最真实的模样。

盘山村与温州乐清大荆镇盘黄村交界,离大溪城区不远,就在太湖水库的边上,开车20分钟。上山的路也不难开,虽不是水泥路,但平坦,七拐八绕就到了。

山顶有一块平地,再前方是一个已经倾斜的房屋,房屋门上还贴着对联。厨房倒塌了一半,里面的灶台还依稀可见,只不过,灶台上积满了泥尘。

门口,有一辆婴儿车,车还能推动,一摸便留下手印。

往里走,有的房子已经全塌,一块块黄砖被分得很开,断开的房梁堆在废墟坡上;有的房子能看到卧室的墙面上还贴着两张旧时明星的海报。围墙坍塌的院子里长满了荒草,那塌了半边的厨房,还有野猪、家禽拱过的痕迹。正屋的屋顶上到处都是大洞小洞,地基也已经有些倾斜。

村道上看不到人,只是依稀听到远处有声音传来,但分辨不出位置。

这是谁的村?

发抖

已经点了三次,柴引还是没点着。第四次终于有了点起色,但被送进灶炉后,很快又灭了。

事实上,林美玲只有71岁。这种细活理应不成问题。

我上山碰到采茶的姜彩姊,80岁,腰上系着小竹篓,从一个小山坡,爬到另一个小土坡,不带喘气,脸上还带着笑。

谁是村里干活的能手,林美玲知道得比我清楚,说起这个,她有些泄气,嘴里开始埋怨。

从60岁开始,她一直陷入中风的后遗症里,双手抖动,干不了细活。

一星期前,家里的细活还可以由老公担去。但老公突发脑出血,被子女送去温岭市里的大医院,情况有些好转,可一天两天的还是回不来,现在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。

甚至老鼠也找上麻烦,一箩筐的地瓜,个个都只啃了几口。她舍不得扔,拿着刀,在门口切了半天,因为手抖,刀刃一直没找准老鼠啃过的部位,有时切多,有时又切少。

反倒重活,她还更熟络。外甥委托养的两头猪,她都能赶在饭点喂食。一个人挑着两只装满猪食的水泥桶,走山路,一边还能和我说话。

如果不是因为外甥今年4月份结婚,她才懒得养。她更愿意去采茶,但手抖,采不准,“不然一天四五十元钱肯定装兜里”。说到这里,她有些生气,更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人,没收入、身体又不好。

盘山的茶厂,其实很需要她们。但这里没有足够的人,现在开春,茶厂又要去外面招人。

茶厂的老板直到傍晚才碰上。他迎面走来,问我的身份,然后很快消失在一个拐角。他也不是本村人。但作为一个茶商,他有足够灵敏的地理嗅觉。按照盘山的地势,他在包装外打上“高山”两个字,似乎也没有“制造噱头”的刻意,600元钱一公斤的茶叶也仍有生意。

但有人认为,他“来得晚了”。因为从去年开始,盘山村建在大溪潘郎的集资房完工,这里正是全村人举家搬迁的时候。

离乡

搬迁完成得很快。

林美玲记得,没几天工夫,这里就空了。隔壁的邻居走了,小店的老板也走了,“带着东西都走光了”,最后没剩下几户。

后来,电视信号没了,电话也成了家里的摆设,甚至连公交车也冷淡了下来,只在农历的初三、初八,大溪市集的时候来两趟。

一瞬间,她有些难以适应,想聊天找不到人,买个东西也要等到车上来的那天。不过,她还可以选择那条徐霞客曾经走过的古道,古道台阶清晰,保存完好,但不到非走不可的地步,更多人还是选择省下这点力气和时间。

事实上,在此之前,盘山村的搬迁史早已经开始。只是那时零星的搬迁,并未这么引人注意。

和全国各地的农村一样,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,这里的人开始离开土地进入城市。

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,温岭日新月异的变化,也为这些离开土地的人埋下了更具诱惑力的财富种子。

因此,有少数在外面混得不错的人,直接离开了村庄,无暇再顾及那片土地。

如林美玲口中,小名叫“小苗”(音)的男人。现在他在外地开了一家工厂,因为起步比较早,挣了不少钱,就在外面买了房子,将孩子也接了出去,已经十几年都没有回来了。

而一些中年妇女则组成“打工队”,去外面赚钱。青年夫妻则是候鸟式生活,两口子都出去打工,把打工的钱寄回家,孩子由爷爷奶奶带着,春节时回来。

一度“人去楼空”,是盘山村日常生活的景象。

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。”69岁的卢启生说。他是村干部,镇里安排他接待采访。

20世纪60年代,困难时期,盘山村人口最多,500多户,当山下的人饿着肚皮哭不出来的时候,这里的人仍能吃到香甜的番薯。

卢启生说,那个时候,村里的适婚青年能用100斤番薯丝换一个老婆。甚至来自全国各地的适婚女,选择这里作为归宿。林美玲16岁嫁到这里,“那个时候,能吃饱是一件最幸福的事”。

但地理上的优势,很快在新一轮的经济浪潮下被淡化,直至变成拖累。

上世纪90年代,追逐改革开放浪潮的年轻人,逐渐闯出了天地。而舍不得土地的人,则逐渐为讨不到老婆而忧愁,“早已经不是番薯丝能够换来的”。

拆迁

到了2003年,这几乎成了全村人不得不去解决的事。

卢启生记得,村里开会,决定全村搬迁,每人凑钱,在潘郎买一块地,建集资房。会开了三次,有人赞同,也有人反对。反对的人中,有舍不得土地的,也有拿不出钱的,这并不是一笔小数目,“每户要拿出好几万元”。

几个月之后,在会上事情终于敲定。但买了地之后,集资房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,因为这一年,中央下文件,要求对良田进行复耕。集资房遭遇了停滞。

停滞的时间很长。因此,卢启生等村干部遭遇了众多村民的质疑,村民们怀疑村集体吞了钱。

直到去年,全村搬迁完成,他们才终于卸下心头的包袱。

搬迁之后没多久,一轮拆迁紧接着开始。林美玲站在自家门口,看着挖掘机一推一个倒,“速度很快,没几天就拆完了。”

卢启生说,村里的规划是将这一片土地重新进行复耕,“这么好的地理环境肯定要再好好利用”。

但看着房梁一根根断掉,林美玲还是有点心疼。对于她来说,这意味着这些邻居或许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。

她在这里整整生活了55年,“以前这里有学校,有4家小店,小孩子最喜欢在这里玩了。”

最近这段时间里,在家门口,除了一些常来挖竹笋的人,我们就是她看到难得的新面孔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