胜利来了,阜平很“淡定”

11 月 20 日

本报记者 袁伟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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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1945年8月10日日本准备接受《波茨坦公告》消息传来,到8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投降,再到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,既是华北抗日大前方,又是坚定大后方的晋察冀边区,始终沉浸在节日的欢庆气氛中。

  由于是边区政府和一些文艺团体、新闻单位所在地,阜平对抗战胜利的庆祝活动系统而又方式多样。

  而在阜平抗战史研究学者高明乡看来,阜平对抗战胜利的庆祝,并不像当时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那么热烈。相反,欢庆之中始终彰显着一种淡定。

  默默地支援前线

  高明乡认为,这种淡定,源于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政府给予阜平人民的一种必胜的信念;同时也来源于1943年之后,稳定的边区政权给予阜平人民相对安全的生存环境。

  人们在狂欢之后,得以在边区政府和晋察冀军区的领导之下,继续淡定地做他们八年来一直默默做的一件事― 生产、支前。

  在如火如荼的八年抗战中,阜平及整个晋察冀边区一面要抗击日寇的扫荡,另一面还要作为抗日根据地,源源不断地向抗日前线输送子弟兵、干部、粮食、弹药和新闻、文艺作品。

  与战火纷飞的热烈战场相比,这里更像一座运转的工厂,默默支援着前线。

  参军背后的悲壮故事

  高明乡说,忠勇、勤劳的阜平人民是厌恶战争的,但是,当日本侵略者把战火烧到家门口时,善良的人民毫不含糊地穿上军装、拿起武器上了战场。

  从1937年秋八路军来这里开始,阜平就征集起一支义勇军,1939年组建一个阜平营,1940年再组建一个阜平营,之后又与邻近几县组建起军区的青年支队。

  兵从何来?都来自农家子弟。阜平县当时只有9万多人,先后有4500人参军,占全县总人口的5%。北果园乡的倪家洼村只有70来户人家,一次动员参军就走了12个,被编为“倪家洼班”,效命沙场。“现在人们唱"母送子,妻送郎,老汉剃须上战场",歌唱得轻飘飘的,可是当年动员参军却是沉重的任务,是很不好做的工作,伴着泪水和苦痛。”高明乡说。“抗日积极性不是凭空而来的。你想想,一户人家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到十七八岁,刚到成家立业的时候,就把他们送到战场上,生死难卜,这容易么?每次征兵都涌现出许多悲壮的故事。”

  崔家庄村妇联会主任刘秀荣,是高明乡的五婶,关于她的这段记忆,家里人从来不愿多提。可高明乡觉得,记录下来让后人知道,也是对前人的凭吊。

  刘秀荣娘家是王快镇附近五峰岭根村人,嫁到崔家庄之后正赶上组建“阜平营”,为了动员全村青年参军入伍,她带头动员自己新婚不久的丈夫高国生参军。丈夫应征离家时穿着刘秀荣为他赶做的一双新鞋,另一双新鞋夫妻俩各带一只,约定打跑了鬼子,丈夫回来了两只合一起再穿。

  就这样等啊,等啊,盼呀,盼呀,直到抗战胜利,她都揣着这只新布鞋,而丈夫已牺牲在战场上她却不知情。她整整等了18年,等到的只是纪念碑上丈夫身为烈士的名字。她没有再嫁,39岁抑郁而去。

  妇女纳鞋底保障后勤

  今年90岁的赵进英,今年6月份接到邀请,要去参加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的庆祝活动了。孩子们围坐在她身边,问老人参加庆祝活动,最想说点啥?

  老人只是笑,“岁数大了,还能说点啥?”

  1937年,十几岁就参加革命的老人,对于一两年前的事情,她已经无法清晰记忆,但对70年前的一些画面,她仍记忆犹新。“在儿童团的时候,我给部队上送鸡毛信,白天不敢跑,都是晚上翻山送。”5岁的重孙女问,“晚上你不怕狼吗?”赵进英笑笑,“不怕,狼是畜生。最怕的是鬼子,他们连畜生都不如。”

  1941年的一次大扫荡,赵进英当时15岁,背着一岁多的妹妹赵进爱躲避鬼子的追捕。“子弹就在脚底下嗤嗤地飞,人命在鬼子眼里不值钱,一次扫荡就得死伤千八百人。可我不愿意放下妹妹。咬着牙背着她跑,想着哪天把这些日本鬼子都拉出来劈了就好了。”

  妹妹赵进爱现居石家庄,每年,她都要到阜平县城南庄陪姐姐住上一段日子。这段关乎自己生命的历史,是她听母亲和姐姐讲过的。在她的童年记忆里,有两件事情还有模糊印象,一是鬼子要比狼还要可怕,二是母亲和姐姐没日没夜地纳鞋垫。

  成天价在深山老林打游击,鞋袜服装消耗很大,军区被服厂生产能力不足,数万名子弟兵的军鞋基本上由边区妇女来做。因此做军鞋成为战勤保障中一项经常性任务,必须按时完成。时任妇救会主任的赵进英,除了做好上级交办的任务,平时大部分时间还要组织妇女做军鞋、纳鞋垫。“直到抗战胜利,家里大人们扭秧歌、踩高跷回来,还在纳鞋底。”1945年8月,赵进爱6岁。大人们说,日本鬼子投降了,队伍还要继续开拔,去接受鬼子投降,接管周边的城市,支前一刻也不能停。

  全国第一块抗日根据地

  “好多学者和来访者来阜平访问,到城南庄晋察冀革命纪念馆参观,总要反思一个问题:为什么全国第一块抗日根据地要创建在阜平这样一个偏远、贫穷的山沟里?”

  高明乡近来专门针对这几个问题写了一篇详尽的文章。在他看来,全国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在阜平成立,占了天时、地利和人和三个条件。

  平型关大捷传来的前一天,也就是1937年的9月24日,毛泽东主席来电明确指示:“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、五台山、管岑山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,而重点在五台山脉。在该地设置军政委员会之类的领导机关。”

  阜平地处山西河北两省交界,为全山区县,加之当时交通极为不便,极易隐蔽,是开展山地游击战的绝好场所。

  从人和上说,阜平有相当好的群众基础。这里1925年以后就有地下党组织,八路军一到阜平就受到群众拥护,抗日的烈火很快就在太行山上燃烧起来。

  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怎么会成为模范根据地?高明乡着重讲了一个方面― 党的政策好。

  阜平历来偏远、贫穷、落后,直到七七事变前普通老百姓(603883,股吧)过的还是“糠菜半年粮”的苦日子,佃户人家就连采一把树叶的权力也没有。抗战开始后,边区政府实行了“减租减息”、“合理负担”、“统一累进税”政策,减轻了群众负担,激发了百姓的抗战积极性。

  七七事变前阜平的村、区、县依然是地主豪绅、富裕人士掌权,八路军一来,1939年春,阜平就开始村民选举,区里选举,和县级选举,人们唱着“杨柳叶子哗拉拉响,我们大家来选村长”的歌儿参加选举。

  先是用举手选的方式,“抛拳头”,人们碍于情面怕得罪人,于是就换成有名的“豆选”。“红豆豆,黑豆豆,豆豆不能随便投,要选公平能干的,不选奸猾捣蛋的。”“人民群众当家做了主人,他们怎能不为自己的政权而战斗,舍生忘死呢?”